多年来，朱子彦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研究。继推出《中国皇帝制度》、《皇权的异化——垂帘听政》、《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等力作后，最近又出版了潜心研究的新著——《多维视角下的皇权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皇权》）。该书三十八万余言，除“绪言”外，共分六章，即“易代鼎革：九锡与禅让制度”、“皇权与朋党”、“强化皇权的工具：铁券与赐死制度”、“两重君主观与典型人物的忠奸辨”、“皇权政治的特殊类型：垂帘听政”和“明代皇权政治面面观”，堪称近年来关于皇权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填补了以往对皇权政治缺乏全面、综合研究的空白。

通观《皇权》，该书有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视角独特，内容丰富。以往研究皇权政治多偏重皇帝及其后宫和宦官，这虽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把握皇权政治，但往往难以深入，或流于片面。而《皇权》则力图从整体上探究皇权政治，所谓“多维视角”即指明了作者的这一意图。全书以皇权政治为中心，所涉猎的内容实际已囊括了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和现象。这不仅凸显了研究内容的丰富，而且纵横交织，抉隐发微，也有助于全面把握皇权政治。如关于九锡与禅让制度，以往很少关注，但实际却是“解读中世纪易代革鼎、皇权更迭的一把钥匙”。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皇权政治，既是对传统研究的突破，也使得研究更为具体和深入。再如皇权与朋党，一般都认为朋党的形成与皇权密不可分，但在朋党的界定上却往往是泛指官僚士大夫结党，如东汉后期的党锢、唐朝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争、明朝的东林党等。而《皇权》则独出机杼，除了通常所说朋党，还把后妃、外戚、宦官和权臣都列入朋党，并主张“朋党威胁皇权，败坏吏治”。尽管能否这样界定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完全认为朋党（按《皇权》界定）与皇权冲突也值得商榷，但作者试图从多维视角剖析皇权政治的努力却令人钦佩，而且充分展现了研究的开阔视野。还有铁券与赐死制度，前人亦研究不多，通过分析铁券制的兴衰、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和赐死制度的嬗变，也更加拓展了研究范围。

二是新见叠出。治史贵在创新，《皇权》在这方面亦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禅让，作者就精辟指出：中世纪的禅让制“仍然符合中国古代的仁政精神、礼制原则。它能把杀戮与流血降到最低限度，仅仅以前朝帝王一姓一族的牺牲甚至一人的牺牲这种古代社会最小的成本，来换取天下的太平，相对于征伐与革命来说，因禅让而发生的杀戮已经是降到了最低限度”。不仅见解独到，而且发人深省。作者还通过大量考辨，对诸葛亮和司马昭这两个典型的忠奸人物进行了颇具胆识的评价。如认为诸葛亮并非是“一心事主，忠君报国，匡复汉室”的忠臣，而是一个希望代汉称帝的野心家；司马昭也并非是野心家、阴谋家，而是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笔者所见，这应该是作者发前人之未发的重大创新，诚可谓振聋发聩，在很大程度上已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值得学界同仁进一步研究。关于诸葛亮和司马昭，《皇权》还得出结论：“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看成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有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反而应该看成是好事。”证诸史实，这些看法亦比较中肯。当然，诸葛亮是否真的试图代汉，曹魏政权是否就肯定“腐败无能”，这些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再如关于铁券，《皇权》也深刻剖析了它的实质——“并非是功臣的一道万能的护身符，它以维护皇权而起着免罪功能，亦以在某种程度上损害皇权利益而失去免罪功能。”此外，在朱元璋杀功臣的评价上，作者亦明确提出，将杀戮功臣归咎于皇帝个人的品质和性格或其封建小农特有的自私、保守和嫉妒是有失偏颇的。朱元璋之所以杀戮功臣，乃“是洪武时期封建统治者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如此看法，读来也令人信服。

三是研究方法多样。《皇权》除采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外，大量运用了政治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在论述后妃干政的问题上，作者就依据政治学指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统治都不能缺少两个要素：一是暴力的强制性，二是意识形态信仰的合法性。”由于后妃和外戚掌握最高统治权缺乏像皇帝当权那样的合法性，因而当遇到阻力或反对时，她（他）们就往往会更多地诉诸暴力和更多地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实际上，所谓“女祸”，“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后妃的统治缺乏合法性造成的”。这就显然大大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再如，关于诸葛亮与魏延北伐路线之争问题，作者在诠释诸葛亮不愿冒险的心态时也依据心理学推测: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的“禅代”能否实现。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如能获得局部胜利，也就足以显示他的军事才能。而如果采纳魏延之计，则必然导致与魏军决战，不是旷日持久，导致大权旁落，就是蜀军战败，政权倾覆，故不能不慎重对待。从书中接着引证东晋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史实来看，并参证刘裕“欲速称篡事”而宁愿放弃关中，这种推测亦确实不无道理，从而也证明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确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

在近年研究皇权政治的论著中，《皇权》无疑是一部创见颇多的佳作。当然其中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这里仅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供作者参考。

其一，在“皇权与朋党”一章中，作者对两汉和明朝的宦官专权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但对唐朝的宦官专权却很少提及。事实上，唐朝宦官专权的暴虐丝毫不亚于汉朝和明朝，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能把这方面的内容补充进去，本章的论证显然会更加充实和丰满。

其二，在“垂帘听政”一章中，作者论述了“人治”、“立子杀母”、加强法制和宫廷教育等等防范后妃外戚专权的措施，但却忽略了多立皇后与不立皇后这两项措施。特别是不立皇后，自东晋以后长期实行，对压抑后妃和外戚专权曾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而如果能把这两项措施也补充论证，则自然也能使本章锦上添花。

其三，在“明代皇权政治面面观”的论述中，作者分别讨论了“罢相尊君”、廷杖、迁都北京（此事似乎多少与皇权政治脱节）、“仁宣之治”、内阁与党争、选秀制度、经筵制度和科举革新，但却没有涉及与明代皇权政治有直接关联的厂卫制度和文字狱。作为“面面观”的一章，这些内容恐怕也应该补充进来。